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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留守儿童依赖症”背后是生存理性

贵州省毕节市有基层干部反映,现在一些家长患上了留守儿童“政府依赖症”,认为政府可以包办一切。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,曾接到村民电话称“我要出去打工了,你们把我娃娃看好”。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,曾有家长说“你们喊我回来,给我多少钱?”

每当留守儿童成为公众焦点,通常都伴随着令人惊心动魄的意外伤害事件。溺亡、自杀、被性侵……在村庄“空心化”、老人“空巢化”、儿童“留守化”现象突出的乡村,留守儿童的生存生态脆弱不堪,处于危险的边缘地带。

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,父母的陪伴至关重要。然而,为了更好地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,许多农民工压抑亲情诉求,和子女两地相望。许多农民工愿意将子女带在身边,务工地的教育、医疗等服务对打工子女却有诸多限制,迫于无奈他们只能将孩子送回老家,交给爷爷奶奶“隔代寄养”。

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,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一个三角形,父亲、母亲和孩子分别是三个角,它是最稳固的结构,也是最脆弱的结构。父母的离席和缺位,不仅让孩子的安全诉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,也意味着亲情流失。

“留守儿童依赖症”从表面上看是农民工难以正确处理政府、市场和社会的关系,是一种公私不分,将个人应该承担的监护责任完全抛给政府。从本质上看则是一种权利贫困的产物,是生存理性的体现。在经济因素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,这些在市场经济中机会和待遇并不高的弱势群体,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尚未得到充分的满足,自然就难以兼顾高层次的精神需求。

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,在城乡差距的格局下,在城市往往比在农村更能发挥作用,也能获取更多的收益。农民工起早贪黑的付出,就是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。可是,这一切都是以社会关系的破碎和情感链条的脱节为代价的。家庭本应是每一个孩子人生最温暖的起点,当留守儿童得不到足够的父母之爱,他们的人生,不可避免会缺乏光亮和温暖。

匮乏的资源、局促的生存空间,会从根本上扭曲农民工的是非观和价值观。在坚硬现实的挤压下,朴素的“父母心”上演变形记;“甩包袱”“卸担子”“只爱票子不爱孩子”的农民工,公私混淆之后也隐伏着权利贫困的民生痛点。

只有加快推进精准扶贫,让农民工即使不出远门,也依然能够有较好的经济效益,才能从根本上治愈“留守儿童依赖症“

(编辑:于洛涛)